第十四章  紫禁城黄昏

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（1912年2月12日），清帝退位。

但紫禁城并未因此沉寂。根据《清帝退位优待条件》，溥仪仍可“暂居宫禁”，保留“大清皇帝”尊号，继续使用内务府、宗人府等机构。于是，在民国的旗帜下，一个“小朝廷”在紫禁城后半部悄然存续了十二年。

这十二年，是帝国余晖的最后闪烁，也是溥仪从懵懂孩童成长为青年的关键时期。

1912年，溥仪年仅六岁。他虽已退位，但在遗老遗少眼中，仍是“真龙天子”。每日清晨，太监们仍要向他请安；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宗室王公仍要来行礼。他的生活，仿佛与外界的共和喧嚣隔绝。

然而，隔绝只是表象。

民国政府虽每年承诺拨付四百万两白银，但从未足额支付。到1916年，财政拮据的北洋政府干脆停发“优待费”。内务府为维持开销，开始偷偷变卖宫中珍宝。溥仪曾亲眼看见一个太监将一幅古画塞进怀里，被他当场喝止。

“皇上，”太监跪地哭道，“宫里快揭不开锅了，不卖东西，大家都要饿死了。”

溥仪这才明白，原来“皇上”也会缺钱。

他的老师陈宝琛常对他说：“皇上虽退位，但仍是天子。天子者，与天地同参，与日月并明。纵使身处草莽，亦不可失其尊严。”

可尊严，终究要靠实力支撑。

1917年，张勋复辟，拥立溥仪重登帝位。但这场闹剧仅持续十二天便草草收场。溥仪再次退位，内心却埋下了一颗种子：他渴望真正的权力。

1921年，溥仪十五岁。这一年，紫禁城内外，悄然发生着两件截然不同的大事。

对内，溥仪开始亲政。他裁撤冗员，整顿内务府，试图重振小朝廷的秩序。他甚至想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，但被民国政府严词拒绝。

对外，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。

1921年7月，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，一群年轻人秘密集会。他们中有来自湖南的毛ZD、何叔衡，湖北的董必武、陈潭秋，上海的李达、李汉俊，北京的张国焘、刘仁静，山东的王尽美、邓恩铭，还有来自日本的周佛海和受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。

他们讨论的，是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，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。

会议最初在李汉俊家中举行，后因法租界巡捕搜查，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。

这一事件，当时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北京的《晨报》仅在一个角落刊登了一则短讯：“沪上近日有青年结社，鼓吹劳动神圣，言论激烈，当局已饬令查禁。”

但在紫禁城深处，这则消息却传到了溥仪的耳中。

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对他说：“陛下，上海出现了一些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团体，他们主张效仿俄国革命，在中国实行共产制度。这种主义在俄国已造成大乱，在中国恐难行得通。”

溥仪点点头，却并不在意。他以为，这些不过是书呆子的空谈，掀不起大浪。

他不知道，正是这群“书呆子”，将在二十多年后，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。

1922年，溥仪大婚。他娶了婉容为后，文绣为妃。婚礼办得十分奢华，耗费了大量钱财。民国政府虽表示反对，但并未干涉。

大婚那天，溥仪穿着龙袍，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，接受百官的朝贺。虽然这些“百官”大多是前清的遗老，但他依然感到了久违的威严。

可婚后的生活，却并不幸福。

婉容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，她喜欢骑自行车、打网球、听收音机。她希望溥仪能和她一起走出紫禁城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但溥仪不敢。他害怕民国政府会以此为借口，将他彻底赶出宫。

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每天除了读书，就是在院子里放风筝。他喜欢看风筝飞得高高的，仿佛那样，就能逃离这座牢笼。

1924年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。

11月5日，鹿钟麟率部进入紫禁城，限溥仪在两小时内搬离。

溥仪无奈，只得同意。

他开始收拾行李，但时间紧迫，只来得及带走一些贴身衣物和重要文件。他最珍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国宝，都来不及带走。

婉容和文绣也匆匆收拾了简单的行李。婉容穿着旗袍，文绣则穿着素色长裙，两人都显得惊慌失措。

上午11点，溥仪、婉容、文绣以及少数亲信，在鹿钟麟的“护送”下，离开了紫禁城。

当他们走出神武门时，溥仪回头望了一眼。夕阳西下，将紫禁城的轮廓染成了一片金色。那曾经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宫阙，此刻却显得如此苍凉。

他知道，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而就在他离开的同一年，那个在上海秘密成立的团体，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展组织，传播思想。他们的名字，尚未广为人知，但他们的理想，已如星火燎原。

紫禁城的黄昏，落下了帷幕。

但中国的黎明，才刚刚开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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